宋王朝建立后，进入了一个百年无事的承平时期，保持了比较长期稳定的局势，北宋理学家邵雍(1011—1077)在《插花吟》中有“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的赞美。工商业的发展，使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城市人口日益扩大。汴京(今河南开封)集中了天下的财富，秦楼楚馆，竞赌新声。歌词随着市民这种娱乐文化需要也更加兴盛起来。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绘北宋首都汴京时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云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成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从中看到北宋时期社会经济和市民生活呈现出的高度繁荣和兴旺；从中看到当时的宫廷、社会的富足和靡费。而诗人词客之流，更是狎妓酣歌，过着或消愁解闷、或放浪享乐的生活，文化娱乐消费成为时尚，这助长着书法和词曲的迅猛发展。
北宋初期的词，一直保留着晚唐、五代的词风，即使是感怀之作也局限于抒写离别、相思之情。晏殊、欧阳修的词作虽有成就，有清丽而不浓艳、含蓄而有韵致的特色，但也主要是即景抒情的小调，无所突破。词的发展，是从柳永开始的。柳永字耆卿，福建崇安人，仁宗进士，曾任屯田员外郎。由于他仕途坎坷，便流连坊曲。他发展了长调的体制，善于用民间俚俗的语言和铺叙的手法，组织较为复杂的内容来反映社会生活。他和乐工、歌妓们合作，创制了大量以篇幅较长、句子错综不齐为特色的“慢”词。“慢"词有的是由同调的令词增衍而成的，而有的只借令词原名，实际上和原令词的形式毫无关系。这是由于罔制新声之后，往往借用旧词牌以便记忆的缘故。“慢”就是因为词长，多费时间，所以叫“慢”。如《浪淘沙》原来只有54字，而《浪淘沙慢》就有133字了，《木兰花》只有52字，而《木兰花慢》则101字了。其他如“摊破”和“促拍”，“减字”和“偷声”，都是将原有的词谱进行增减和破句而成的，前者是增字、后者是减字，以求谐和或变化。当然，长调并不始于柳永，是随着乐曲繁衍而为长篇的缘故，但长调的蔚然成风，与柳永的倡导密不可分。
柳永的词将写景、叙事、抒情融汇一体、，而在结构上义层次分明、前后呼应。他所用的百余个词调中，绝大部分前所未见，甚至有三叠长达200字以上的词。他在创作上，完全自出新意，不顾当时士人的轻视排斥，建立以俚词为特色的反映市民生活的词，和传统的雅词大不一样，使宋词有俚、雅之分。
词到柳永，虽然形式上得到了极大发展，但在内容上仍旧局限于男女相思离别之情，以柔软风格为主。打破这种格局的是苏轼。苏轼的贡献首先是开拓了词的内容、提高了词的意境。他“以诗为词”，不仅用诗的表现手法作词，而且把词看作是和诗有同样的言志感怀的作用，使词的内容具有了宽广的社会功能。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苏轼的词富有幻想的浪漫精神、富有雄浑博大的意境，表现豪迈奔放的个性和乐观处世的生活态度，成为豪放派的创始人。他还突破音律方面的严格束缚，霞视词的文学意义，致力于诗与词的合流，他的巨大成就震撼了当时的词坛。
此后，周邦彦(1057—1121)熏视词的写作技巧，精于词法，在柳永之词的平铺直叙为主的手法上，进一步讲求曲折、环迂，变化更多，言情体物更为工巧，开创了用长调咏物的风气。周邦彦因献《汴都赋》万余言，得到皇帝赏识，摧为太学正。他在审订词调方面，精密细致，成就杰出。作为宋徽宗的御用文人，他填词主要致力于粉饰政和、宣和年间的繁荣粱象，以满足朝廷和市井娱乐之需，因而在内容上难免单薄。
词到了南宋，发展到了高峰。中原承沦陷和临安偏安的历史巨变，激起了南渡词人的精神巨变。如李消照(1084一?)、朱敦儒作词本是工于写别恨离愁，而一变为慷慨激昂的感怀，突出了“黍离之感”的主题。还涌现出了一批如岳飞（1101—1141)、张元干(1067一1143)、张孝祥(1132—1169)等以爱国主义为内容创作的词人，使词悲壮而激昂，以此来抒发抑郁而苦闷的胸怀。
然而，南渡以后，宋、金虽也时常发生战争，但多数以主和派占胜，以淮水、大散关为界，每年纳银称臣，丧尽国格，求得偏安。江南一带，本是富庶之地，南渡的衣冠贵族、学士文人、富商巨贾的随之南下，使江南一带达到了高度的经济繁荣。汴京灭亡的惨痛，徽、钦两帝的被掳大辱，国势的危急，似乎又被人们淡忘了。诗人词客之流，又在狎妓酣歌、大制艳词绮语来供娱乐了。工商业的发达，宫廷豪门的享乐、市民的娱乐，又呈现出承平气象。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也为书法和诗词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因此，宋词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朱彝尊(1629一1709)在《词综》中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从南宋的词坛看，一方面，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词人，形成一支波澜壮阔的队伍，他们以辛弃疾(1140—1207)、陆游、陈亮(1143—1194)为代表，他们不但表现强烈的民族精神，而且也着重用词来反映广一阔的社会生活，还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来反映恢复中原的大志，使词的感怀内容和范围更加扩大，成为词坛的慷慨之音。另一方面，受朝廷影响，出现了以粉饰“中兴”，反映士大夫阶层闲逸、风雅生活的词风，以姜夔(约1155—1221)、吴文英为代表。他们的词，偏重词的格律，追求孤芳自赏的雅人风度，同时也反映文人沉醉声乐的闲逸生涯，反映词客骚人的凄凉怨情为多。在，语言上排斥俚俗，力求典雅，填词严肃认真，讲究句法、协律，反对游戏态度和油腔滑调，还不写淫词秽语，与理学思潮一脉相承。
可以说，南宋词坛后期一直是有着两种不同的词派风格。以后的文天祥(1236—1282)、刘辰翁(1232—1297)等沿续辛派，用粗豪的笔墨，写激昂的心情，慷慨悲歌、淋漓肆放。而周密(1232—1308)、张炎(1248一1320)、王沂孙等人沿续姜派，笔致委婉曲折、感情低徊偃仰，以含蓄、空灵、浑雅见长，表现故国之思，成为了宋词消极低沉的亡阁之音。
————摘自《书法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