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泰华抽象油画作品在中国当代绘画的多元格局中，抽象绘画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长期扮演着“他者”的角色。文革时期如此，新潮时期如此，即使在今天多元化发展的当代艺术情景中也同样如此。抽象绘画所遭受的责难是多方面的：官方艺术不能接受它，是因为它与主题先行和歌颂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是相对的；学院艺术不能完全地接纳它，是因为抽象绘画的存在实际上起到了质疑、反叛以从造型、结构、具像写实、情节叙事为核心的整个学院绘画模式的合法性；新潮时期的现代主义不能完全地接纳它，是因为中国传统绘画一直就没有产生抽象艺术的土壤，抽象绘画只是对西方抽象艺术的借鉴，只是步西方的后尘，并不具有语言和绘画观念的原创性；当代中国主流的“图像式”绘画排斥抽象，是艺术家普遍认为抽象绘画总是在抽象的图式中耗掉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却对当代文化的建设和中国的现实生活无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于是，抽象艺术一直是在边缘的状态中行进。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抽象绘画的发展一直都有着一个西方抽象艺术的参照系。内因在于，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美术界开始从“文革美术”的窠臼中走出来，摆脱艺术服务于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逐渐恢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和重建艺术独立的本体价值。外因在于，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伴随着“解放思想”而来的经济改革，必然面临在文化、艺术领域向西方学习。正是在这个语境下，抽象绘画在中国的产生至少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是可以恢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重塑艺术的本体价值。另一个是，由于西方抽象艺术自身所具有的精英主义、个人主义和文化反叛精神，因此，抽象绘画在中国的出现从一开始也具有了反叛专制、渴望解放、呼唤自由的文化启蒙色彩。

尽管中国的抽象绘画有着西方抽象艺术的参照系，但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不同，中国的抽象绘画从其产生之初就具有自身的艺术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现实意义。